这位政法委干部做了什么,竟让老百姓说“我倾家荡产也要治好他的病”?

2017-12-21 16:09  来源:中国长安网

  “今后没人管你了,要好好过日子。”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瘦弱男人说。

  朱仁招点点头。

  几个月后,病床上的人,走了。朱仁招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,一边流泪,一边一遍遍地替他擦洗身子。

  男人的生命,永远定格在52岁。他叫薛国强,是朱仁招的恩人,也是许许多多常州人的恩人。

  他走的那一天,是父亲节。悼词才念了一句,致悼词者就泪流满面、泣不成声。追悼现场一片呜咽,不少人匍匐在地、立不起腰。

  “不躲事、敢揽事,而且能干成事,‘哪壶不开,就提哪壶’。”同事这样评价这位原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的为人,“只要他认准的事,就算‘背着石头上山’,也要干到底。”

  弥留之际的薛国强,甚至把跟床护士当成了同事,“叮嘱”了她20多分钟。

  半个月后,薛国强医治无效去世,死因:肠癌。

  “噶个细佬有肩胛,能挑千斤不挑九百九

  薛国强是农村娃,生在常州市前黄镇村。年少时,就有一副“好肩膀”。

  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,曾经踩着磨破的布鞋,每天沿着乡间小路,走十几里地去上学,一步步成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……

  如今,他的父母还住在村西头的老宅里,父亲是伤残军人,10年前中风,留下了后遗症。家里的两亩田,一直由母亲在耕种。

  提起儿子,78岁的薛正岐老人不胜唏嘘,“噶个细佬,有肩胛。”老人回忆,以前粮站收公粮时,十几岁的薛国强挑担就不怕压,能挑千斤不挑九百九。

  这副少年时的“好肩膀”,一直延续到薛国强近30年的政法生涯中,在他的人生词典里,干部就是“先干一步”。

  薛国强的第一份工作,在派出所。

  他是个“爱琢磨”的人。1998年年初,他就成了新丰街派出所副所长,针对辖区内中小旅馆管理的乱象,自己琢磨并推行了把证件、体貌、时间、地域、行李统筹起来分析的“五联系”工作法。不到半年时间,派出所在各旅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总数,比以往同期的3倍还多。

  “要不是薛国强,我不可能立二等功。”他当时的下属、民警周勇建回忆,正是根据薛国强的法子,他摸排并擒获了一个流窜五省十三市、杀死杀伤40余人的“杀人魔王”宋世慧。当时市里研究,也要给薛国强立功,但他说:“人是一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抓到的,重奖他们就好。”

  从参加工作起,薛国强当过公安、干过信访、做过综治办和政法委的干部……他工作过的部门,近年来受到常州市级以上表彰的,超过260人次。

  但他习惯了“有荣誉就让”。直到离世,自己的荣誉栏里,只有寥寥几行。

  兰陵街道宣传委员唐佳丰回忆,2016年正月,他曾联系老薛,作为信访局主要负责人上台领奖。薛国强的答复是:“做事情干工作喊我,这种露脸的事我可不适应。“

  “薛局长受我的气太多了,(我)对不起他!”

  一路走来,薛国强啃的都是“硬骨头”。

  2008年,薛国强本来已被调到市公安局机关工作。但“瓮安事件”震惊全国,市里思前想后,把他又要了回来。 “回就回吧,我对天宁的情况熟,也有感情。”薛国强欣然答应,走上了号称“天下第一难”的信访岗位。

  原定那年9月18日报到,可是,8月底薛国强就到位了。这一干,就是7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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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工作时的薛国强(左)。

  7年来,信访群众养成了两个习惯:一,“有困难找薛强国”;二,只要老薛说得有道理,不记仇,反而心服口服。

  60多岁的潘巧英,对征地拆迁补偿不满,多次进京上访。她不识字,却是有名的“铲刀嘴”,许多信访干部避之不及,但对薛国强,她“听话”。

  “薛局长接待我,不糊弄人。”她的腿不好,薛国强冬天送来护膝,甚至自己掏钱帮她救急。最让她想不到的是,在解决安置遗留问题时,薛国强竟帮她把做生意时别人欠她的几万元债,都讨了回来。

  得知薛国强离世,潘巧英不禁泪流:“薛局长受我的气太多了,(我)对不起他!”

  何小成也曾是个“硬骨头”。因为自己店面房被强拆,他从2007年初不断上访,前后打印的材料得用麻袋装,还放话“准备耗一辈子,也要讨个说法”。2012年初,抱着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想法,他碰上了薛国强。

  出乎何小成意料的是,第一次见面,薛国强就耐心地听他讲了4个多小时。还当场表态:“只要你依法守法,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帮你解决正当合理的诉求。”

  何小成震惊了,而且,老薛说到做到。

  2016年1月,经过薛国强不厌其烦地沟通、协调,何小成的问题,终于得到了一个兼具“法理情”的结果。不再上访的夫妻俩,如今得知薛国强去世,成夜睡不着、长吁短叹,“这么好的干部……他少活了30年。”

  做信访干部时,薛国强的手机号,是公开的热线,他的办公室就是“群众接待室”。他总说:“不能让群众感觉到‘被轻视’,在躲他们。”

  数字也佐证着老薛的不易:全区重要的信访积案,在他手里,从100多件下降到不足10件,其中98%的5年以上“骨头案”“钉子案”彻底化解。全区的信访工作,也迅速从倒数到全市领先。

  常州市信访局局长胡学东评价,只要是薛国强经办的信访案件,“没有一件留下后遗症”。

  代价是,薛国强经常黑着眼圈来上班。他曾私下里向同事沈仲亮“炫耀”,昨晚又做通了某人的工作。

  “啊,我咋不知道?”

  “让你知道么,晚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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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经意气风发的薛国强。

  都说信访是“机关第一难”,薛国强却说,千难万难,赢得民心就不难。

  “哪壶不开,就提哪壶”

  挑最重的担子、啃最硬的骨头、接最烫手的山芋,这个工作习惯,薛国强又一路带到了天宁区政法委。

  成了区政法委副书记,老薛还是那个样儿——“不躲事、不怕事,‘哪壶不开,就提哪壶’。”

  早在2013年,路桥市场进行安全隐患整治,薛国强就总是挑“最难打交道、闹事最凶”的商户做工作,被吐过唾沫,也被撕破过衣服。在龙汇路施工现场,200多名村民举着扁担、锄头,拎着煤气瓶对峙,他挺在第一线冷静指挥、多方协调,终于化干戈为玉帛。

  “2010年,星球电子厂搬迁,比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的大风厂更惊心动魄。”天宁区人社局局长叶平回忆。

  当时,30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队,搬来汽油桶,不让5000万元的外贸货品运出。薛国强通宵达旦做工作、谈条件、定方案,让许多“王文革”式的人物服气。而薛国强依法析理,兼顾各方合法利益的工作方法,在巾被总厂破产案中,体现得更为突出,该案被写入最高院的“白皮书”。

  “他办公室的灯,晚上经常亮到很晚。”天宁区政法委年轻干部沈刚回忆。成了区政法委副书记,老薛还是老样子——爱琢磨。

  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,薛国强曾四处奔走协调,2014年在全市率先打造出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。该平台覆盖天宁区59个部门、6个街道、1个乡镇和792个社区、村网格社工,在社会管理精细化上迈出了一大步,如今,天宁区被确定为全省网格化社会治理试点地区。

  “几十年了,他的人生滋味就在做事上。”妻子雍志敏说。每化解一起群众信访积案,或者是处理好一起群体矛盾,薛国强就容光焕发,“一副捡到宝的样子,晚上睡觉也特别香”。

  当了“官”的薛国强,对别人好,对自己和家人,却有一句座右铭:脑子要动在工作中,“袖子里”别有往来。

  曾有人进他的办公室,放下东西就走。他就将东西交给内勤,通知对方来拿回去。他的老丈人在德安医院住了近十年,他经常去看,但同事和朋友都没人知道。2014年他说“照顾一下丈人”,请了几天假。有同事想去看望,打通电话后,他却说“老人已经走了,谢谢你。”

  他的弟弟薛文强,至今仍是农民,种过田、开过卡车,这几年在私营企业打工。薛文强说:“哥哥是家里的顶梁柱,也是全村人的骄傲。”

  “真想听老薛说两句话,可是,再也没有机会了”

  然而,病魔没有放过这个有担当的“宽肩膀”。

  长期殚精竭虑的工作和超负荷运转,也给薛国强的健康埋下了“定时炸弹”:2003年任茶山派出所所长期间,他就因作息不规律,得了急性胰腺炎,情况一度危急,医生反复叮嘱他,即使痊愈了,以后也要注意休息。

  可是,与薛国强相处过的同事都清楚,要让老薛歇下来,太难了。

  就在今年2月27日,被诊患癌的当天,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——早晨6点多,他就赶到茶山某企业拆迁现场,然后去市第二人民医院拍片,中午再赶回区委政法委布置工作。

  常建新与薛国强既是同事,又是同龄人。今年3月初,薛国强被查出肠癌后,常建新受组织委托,一直“管护”薛国强进行治疗。

  “在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,老薛腹腔积液凝固,腹胀如鼓,经常喘不过气,也躺不下来。”常建新哽咽着回忆,他却还在用电话,过问几件纠纷处理的进展情况。

  甚至,在薛国强生命的最后半个月,自主神经功能已经开始出现紊乱,他竟把跟床护士王斐当作了单位的同事,“叮嘱”了她20分钟。

  直到6月18日,他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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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病榻上的薛国强。

  薛国强离去的那一天,曾在他家做过油漆工的朱仁招,硬是抢着把薛国强紧紧地搂在怀里,整夜没有合眼,默默地为薛国强守灵。

  如果没有老薛,朱仁招的人生是另一个样子。工余,朱仁招常常参与赌博。薛国强与他认识后,始终引导他走正路,硬是把他从赌博的泥潭中“拉”了出来。后来,在他购房时,还爽快地借钱给他。

  “没有薛国强,我早就犯事进去了。“在怀德桥开烟酒店的小老板万成东说,但这么多年,薛国强连香烟也没有抽过他一支。万成东说:“要是有办法,我倾家荡产也要治好他的病!”

  “现在我安稳了,真想听薛局长说两句话。可是,再也没有机会了。”曾经的上访老人潘巧英,两行热泪滚滚而下。

  薛国强走后,他留下了工作笔记。

  笔记本上,抄录着戚继光的一首诗:“南北驱驰报主情,江花边月笑平生。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”

责任编辑:贺荣军